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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维权缘何暴力化:聚焦医疗纠纷如何处理
2010-08-05


  医疗暴力的成因众多,关键因素在于患方对医方不信任,以及患方对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信任

  近年来,我国恶性医闹事件频繁发生,患者维权暴力化日趋普遍,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出“医疗纠纷如何处理”系列报道,探讨医疗纠纷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寻求体制和机制上的解决之道,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编者

  一、医闹现象愈演愈烈

  由于医护人员经常遭遇病人或其家属威胁、恐吓、打骂,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一些医院还为医护人员配备了钢盔

  最近,湖北连续发生两起严重医闹事件。在广大医务工作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6月21日,湖北省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一患者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患者家属要求医院赔偿遭拒,于是持刀捅伤大外科主任雷某,使其当场昏迷。

  6月22日,一患者家属因医疗纠纷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摆花圈、设灵堂,副院长金志春协调未果,被患者家属用刀刺中左胸。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多,部分患者采用过激方式维权,呈现暴力化倾向。

  2007年初,中国医师协会对全国115所医院的调查表明,2004~2006年医闹现象一直呈上升趋势,比例分别为89.58%、93.75%、97.92%,每所医院平均发生的次数分别为10.48、15.06、15.31次,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20.58、22.27、30.18万元。

  2007年,在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中,“医闹”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新词被收列入册。“医闹”被解释为“专门找一些发生医疗纠纷和可能发生医疗事故的人,然后采取扰乱医院就诊秩序的方式向医院索取高额赔偿的群体”。

  医疗维权暴力化,使一些救死扶伤的医生落得非死即伤。由于医护人员经常遭遇病人或其家属威胁、恐吓、打骂,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一些医院特意为医护人员配备了钢盔,还有的医院甚至聘任警察当副院长。

  丁香园网站2009年组织了一项“中国医生眼中的医闹”调查。参加该调查的医生为6287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了医生的执业行为。调查显示,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便是完全有条件救治,愿意坚持“救人为先”的医生比例仅仅只有15%。

  二、“私了”盛行:“告不如闹”

  面对暴力,医方因顾忌社会影响而简单地“给钱了事”,无异于激励了患方对暴力方式的选择

  患者医疗维权一般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私了”,患者借助私人力量和医院达成纠纷解决协议;一种是“官了”,即在卫生行政部门的主导下,按照正常程序达成解决协议;一种是“司了”,通过司法的介入或援助按照程序达成解决协议。清华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申卫星教授认为,“私了”本身是一种司法和解,能够降低司法成本。在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前提下,“私了”往往是借助医闹施加压力处理纠纷,否则不会轻易“私了”。借助医闹的“私了”,是一种变异的“私了”,是一种与国家法律法规背道而驰的行为,这种方式的泛滥助长了医疗维权的暴力化。

  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认为,很多患者对医院期望值过高,认为到医院就能治好病。但按现有的医学水平,医院是不能包治百病的。况且有的患者被紧急送到医院时,已经处于生命的危险期了,再高明的医生也回天乏术。

  医疗暴力的成因众多,关键因素在于患方对医方不信任,以及患方对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信任。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认为,这种不信任导致患方既不会轻易相信医疗事故鉴定,也倾向于不选择诉讼解决,行政调解更因缺乏实效而被排除。患方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暴力,以解决医疗纠纷,实现权利。暴力性私力救济自然成为患方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选择甚至是首要选择。

  申卫星认为,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讲,医闹的频发也反映出医疗纠纷调解部门的缺失。纠纷中的医患双方,很难找到一个公正、快捷、权威的部门去评判,一些医疗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公正处理,这也助长了“告不如闹”的现象发生。

  暴力解决的有效性,是医疗暴力发生的重要激励因素。“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成为医疗纠纷解决的潜规则。王明晓认为,面对暴力,医方因顾忌社会影响而简单地“给钱了事”,无异于激励了患方对暴力方式的选择。这种激励促使患方期待更多的利益,进而施加更大的压力,而医方又再一步退让……如此恶性循环,医疗维权暴力化日益加剧。

  丁香园网站负责人认为,暴力维权凸显了地方政府“摆平术”的尴尬。对于此类事件,政府一心维稳,对医闹的第一反应是尽快摆平、莫生枝节,鉴定、仲裁、起诉、审判等等一概靠边,法律的程序正义基本不在视线之内。这样的“摆平术”显然难以服众,反而加深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

  三、医警对接,依法治“闹”

  既要通过改革重建医患信任,也要依法处理,消除“告不如闹”的心理预期

  暴力在医疗纠纷解决中日渐“常规”,形成“不信任—暴力—不信任—暴力”的恶性循环。徐昕认为,医疗暴力应该抑制和减少,这需要采取全方位多层面的对策。最根本的措施是重建信任,包括医患之间的信任以及患方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唯有信任,患方才可能更理性地对待和解决纠纷,放心将其提交医疗事故鉴定、行政调解、行政处理或诉诸司法,实现纠纷的和平解决。

  申卫星认为,医患关系中的信任重建,首先是良好的医疗服务秩序的需要。既然医患冲突是信任缺失的产物,重建信任便是建立良好秩序的重要途径。其次,医患之间的信任还是节省医疗成本的重要手段。信任能将社会中的复杂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简化成可信的和不可信的;在信任关系中,病人对医生、医院、医疗方法乃至解决纠纷机制的选择就会理性而高效。

  近年来,煤炭总医院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性化管理方法,如公布院长手机号、对医护人员进行有关医患沟通技巧培训、每月进行两次患者满意度调查、及时了解患者需求并有针对性地改进,使患者产生一种受到重视的愉悦心理。王明晓认为,医院及时履行告知义务,提高医疗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缓解不确定的医疗结果对患方的冲击力,有效预防了冲突升级和医疗暴力的发生。

  丁香园网站负责人认为,在日益严峻的医疗形势下,如果仅仅把医闹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归结为医患矛盾激化,有简化因果关系之嫌。只有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入手,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医患矛盾。

  中国医师协会负责人认为,医疗维权暴力化实质上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违法行为,严重的还可能违反《刑法》。无论医院对患者前期的诊疗活动是否存在过错或构成医疗事故,均不影响对此行为的上述定性。因此,有关部门应当针对“医疗维权暴力化”制定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公安部门必须严格执法,对那些严重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必须制止,并督促其通过合法的途径予以解决。

  王明晓认为,“医闹”采用暴力过激行为对医院施压,以达到赔偿目的。他们“打、砸、吓”的恶劣行径,严重干扰了医院的正常秩序,其行为本身属于违法,应该严厉打击。对此,公安机关应防患未然,及早介入,防止事态扩大,确保正常的医疗秩序。

  日前,卫生部在京召开“加强平安医院建设,改善医疗执业环境”座谈会,研讨今年6月以来恶性医闹事件频发的对策与防控方案。卫生部副部长尹力强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医警快速对接机制,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在重点医院建立警务室。要加强医患沟通和医院投诉管理,建立畅通、便捷的投诉渠道,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医疗意外风险谁担(专家观点)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柯杨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激增,不仅牵扯了院长的大量精力,而且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甚至威胁到医务人员的安全。

  医疗纠纷主要由两大因素引发,即医方差错造成的“责任事故”和医学本身局限性和个体差异造成的“医疗意外”。在发达国家,医疗纠纷因为有社会保险参与,70%以上的纠纷均通过调解得到解决。最关键的一点是,社会保险不但为医生提供“医疗责任事故险”,也提供“医疗意外险”。后者既是对医疗风险、医疗局限性、医生职业特殊性的客观认可,又是对患者不幸的一种关爱和援助,更是缓解医患矛盾的有效措施。

  在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的办法一般是通过医患直接谈判“私了”、通过纠纷调解委员会解决及通过司法解决。而我国的保险体系只覆盖医疗责任事故,对医疗意外尚无覆盖。换言之,医院需要对医疗本身存在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各种意外承担经济损失,工作越多,责任越重,风险越大,被惩罚概率也越高。

  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间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歧义,需要补充修订。一些规定虽有良好的初衷,因其不完全合理,不仅达不到目的,甚至起到了恶化医患关系的作用。例如,医疗纠纷既可以通过“特殊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解决,又可以通过“普通法”如《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决。如果当事人以医疗事故为由起诉,适用前者的规定;如果当事人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起诉,适用后者。而这两种方式会有不同的判断和处理,甚至有矛盾之处。因为“特殊法”规定,如经鉴定不属医疗事故的不予赔付,而“普通法”对医疗纠纷多采用“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将不能定性为事故的纠纷处以赔付。这样的处置给人以医疗事故增多的感觉,同时增加了医院的负担,也是对医生职业风险的无视,甚至直接影响这个职业的吸引力。

  在医疗事故鉴定上,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交给医学会,提高了首次医疗事故鉴定级别,但患方对医疗事故鉴定还是望而生畏。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复杂繁琐,时限太长,公信力不强,患方更希望直接通过法律得到索赔。无论是否责任事故,都有获赔的机会。另外,通过司法解决的医疗纠纷事件,如患者已死亡,专业鉴定依据的是法医专家的判断,而法医和临床医学是有很大区别的,法医更关注的是结果,不利于从医学科学的角度做出客观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提出:“因医疗纠纷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条规定在处理医疗纠纷和日常的医疗行为中产生了负面作用。这一做法就是先假定“有罪”,这在其他刑事犯罪中都不常用,用在此处,首先就不利于医患和谐。因为即使是事故,也几乎没有医生是故意为之。另外它降低了患者起诉的门槛,增加了纠纷的数量。“举证倒置”是以患者家属的“不理解”、“有疑义”为立案条件,而“举证”的满意度是以法官和家属能明白为尺度,而医学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多变性、局限性以及人体的差异性,常使医疗机构举证不能。在这样的法律导向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医生在看病时首先想的就是如何保护自己,尽量避免承担风险,这就不可能使医生做出一些创新性的、真正从病人角度出发、但存在一定风险的诊疗。在诊疗过程中,医生刻意增加检查并保留各种各样的证据,而这一做法又客观上导致了过度诊断的倾向,甚至有时医院采取“保护性医疗”和“防御性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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